生产伟哥的企业，研制新冠疫苗致死，美国政府有哪些无耻的黑幕？

新冠疫情在欧洲、美洲、非洲的一些国家出现了明显反弹的迹象。这一情况表明，在全球范围内，病毒传播链仍然没有打破，全球依旧还处在疫情的大流行之中。而且更令人担忧的是，我们无法准确预估，到底什么时候情况才能彻底好转。不过，新冠疫苗的成功研制，总算是给深陷疫情之中的世界带来了一丝曙光。

到目前为止，中国、美国、俄罗斯和英国的疫苗都已经成功上市。为了尽早战胜疫情，大多数国家都希望，能尽快推广本国的疫苗接种工作。但是，因为新冠肺炎疫苗是一种全新的产品，所以对于疫苗接种，民众在期待之余，也会对其安全性和有效性感到一丝忧虑。而事实也证明，大家的忧虑并不是多余的。在当地时间1月18日，挪威药管局通报称，截至1月14日，共有23例接种疫苗后的疑似死亡病例。这些死亡病例生前所接种的疫苗，都来自美国一家名叫辉瑞的制药公司。而在14号之后，相关的死亡人数似乎还在持续攀升。

辉瑞公司

在挪威公布与辉瑞疫苗相关的死亡数据之前，菲律宾的一些参议员还在敦促本国政府，优先与这一美国制药巨头谈判，而且辉瑞制药的疫苗，也已经获得了在菲律宾的紧急使用授权。但就在18号挪威的相关消息出来之后，一直支持选用中国疫苗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对那些推崇美国辉瑞制药的参议员们进行了嘲讽，杜特尔特犀利地问道：“你们参议员想要辉瑞的疫苗？在挪威，有25人接种辉瑞公司的疫苗后死亡。你们想要吗？我们会为你们下订单的。”很显然，杜特尔特对于辉瑞制药生产的疫苗十分地不信任，相比美国辉瑞生产的疫苗，他还是认为中国生产的新冠疫苗必然更加安全有效，因为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使用中国疫苗的邻国，都没有出现死亡病例。

其实，不只是杜特尔特不相信美国辉瑞的疫苗，就连美国人自己也不相信他们国家生产的疫苗。据美国媒体报道，在新冠疫情再度蔓延的严峻形势下，美国的一些医护人员却始终拒绝接种新冠疫苗。以纽约州为例，纽约州各个地区，拒绝接种新冠疫苗的医务工作者比例在12%到29%之间。那么美国人为什么不相信本国生产的新冠疫苗呢？辉瑞制药疫苗致死的新闻背后，又隐藏着美国制药业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这家美国的世界制药巨头，又和刚刚走马上任的美国总统拜登，有哪些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呢？

菲律宾疫情

不管是菲律宾还是美国自己，他们对辉瑞制药的不信任并不是毫无依据的。去年11月9日，辉瑞宣布，自己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有效率超90%。这一消息发布的当天，辉瑞公司的股价疯狂飙升。辉瑞股价当天最高涨至41.99美元，达到了全年的最高点。但第二天，辉瑞就向美国证监会提交了监管文件，该文件显示，就在辉瑞宣布其疫苗有效率超90%的当天，辉瑞公司的CEO阿尔伯特.布尔拉，却一次性出售了自己持有的61.8%的股票。根据相关财务文件显示，布尔拉当天以每股41.94美元的平均价格，售出了13万2千5百08股辉瑞股票，合计套现近560万美元。我们暂且先不讨论布尔拉抛售股票，大发疫情财的操作合不合乎道义这个问题，单就布尔拉抛售股票的这个特殊时间节点，就已经足够我们反复考量了。按理来说，如果辉瑞制药新冠疫苗的有效率，真如他们宣传的那样高达90%，那么布尔拉就不应该急着抛售他所持有的辉瑞股票，因为疫苗一旦畅销全球，辉瑞公司的市值必然翻倍。然而，他在放出了疫苗有效性的消息之后就立即进行了减持，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布尔拉是否掌握了一些与辉瑞公司对外公布数据不相符合的内部真相。

布尔拉

在布尔拉出售股票的几个月前，类似的一幕也曾发生在美国另一家，研究新冠疫苗的生物技术公司莫德纳，莫德纳的高管也在发布了令人振奋的试验结果后立即出售了股票。有批评人士称，莫德纳是为了盈利而过分“吹捧”其试验结果，这些公司想通过炒作概念，从而实现高位套现。

生产新冠疫苗的这些美国公司，屡屡出现异常的股权抛售现象，这就不免让公众对他们疫苗的品质产生了合理的怀疑。不过，除了CEO突然大幅抛售自家公司股票这一点之外，辉瑞制药以往的黑历史，也是让它受到质疑的潜在原因之一。

说起辉瑞制药，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比较陌生，但我相信，即便你之前从没听说过辉瑞制药这家公司，你也一定听说过他们家的一个著名产品—伟哥。

伟哥

上世纪90年代，辉瑞正在对一种改善心脏冠脉供血的药物，西地那非进行临床试验。但临床试验的结果表明，该药物对心脏病的治疗效果十分有限。因此，辉瑞公司的管理层和科研人员都感到非常沮丧，甚至一度打算要放弃这一药物。但是，正当公司的工作人员开始向受试者取回，当初临床试验发放的药物时，很多中老年男性受试者，却以各种理由拒绝归还药物。另外，辉瑞的护士们也发现，许多男性试验者在接受护士检查时，总是通过趴着来避免尴尬，一名细心的护士向公司上报了这一点。很快，研究人员终于搞清楚了受试者不愿意归还药物的原因。原来西地那非虽然没能有效地扩张心血管，但却意外地在另一个部位上发挥了效果。因此该药物对男性隐疾有着非常明显的改善作用。发现了这一点之后，辉瑞制药很快研制出了男性友人的福音—伟哥。1998年3月27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伟哥上市，上市后的伟哥成为了当时销量增长最快的处方药。1998年4月，超过20万名医生，为300万患者开出了超过700万张处方，涉及的伟哥产品高达5000万片。正是凭借伟哥上市后，所造成的轰动效应，辉瑞制药的市场价值在1998年成功地翻了一番，达到了1350亿美元。

尼日利亚儿童

但是，辉瑞作为全球制药业的巨头，它给社会带来的却并非只有福音。2007年，尼日利亚政府起诉了美国辉瑞公司，并向其索赔20.75亿美元。根据尼日利亚政府的指控，辉瑞公司曾经非法在当地利用儿童做药品试验，最终导致参与试药的200名儿童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后遗症。尼日利亚政府口中的这项非法药品试验进行于1996年，当时，尼日利亚的部分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麻疹、霍乱和脑膜炎，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3000人。这时，辉瑞制药挺身而出，自告奋勇地，要向尼日利亚相关地区提供医疗援助。作为全球第一大制药企业，美国辉瑞公司此举，似乎是在回报社会、积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然而时隔十余年后，尼日利亚政府却突然跳出来指控，说辉瑞当初表面上是在援助尼日利亚，但实际上却是借机在近200名罹患脑膜炎的儿童身上，试验一种未经批准的药物“特洛芬”。这种药物导致试药儿童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其中有11人死亡，其余181名儿童则落下了聋哑、瘫痪、脑损伤、丧失视力、口齿不清等残疾。

面对尼日利亚政府的指控，辉瑞公司却拒不认账，并且还强硬地回应说：“公司在1996年进行特洛芬临床研究前，与尼日利亚政府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在试验的过程中，辉瑞也本着负责任的态度为病人提供安全的治疗。”尽管辉瑞百般辩解，但有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当年辉瑞在尼日利亚相关地区投放“特洛芬”时，该药物的临床实验的确尚未完成。更重要的是，该药自诞生起，就被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标注为了“儿童不宜”，1997年更是被从成人药物名录中除名。而辉瑞，在明知道其潜在危害的情况下，仍旧向尼日利亚投放了该类药物。这就很有可能是在假借，提供人道主义服务的名义，擅自利用尼日利亚的疫情，在当地进行非法药品试验。

除了非法试药之外，辉瑞制药还曾身陷行贿的丑闻。2012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辉瑞公司，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八个国家，对当地官员和医生实行了贿赂。美国证交会称，辉瑞在这些国家的子公司和代理，对当地官员和医生行贿数额高达200万美元以上。为掩盖自身行贿的行为，辉瑞公司将这些费用列为了促销、培训、差旅、会议等合法支出，这违反了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而根据美国证交会提交给法院的起诉书，辉瑞的行贿活动甚至可以追溯到2001年。这就意味着，在2001年到2013年的12年间，这家全球最大的制药公司最关键的销售合规体系，至少在全世界的8个国家中出现了严重的“安全漏洞”，这也包括了辉瑞在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中国。

根据美国证交会的调查，“为增加药品销量，辉瑞中国子公司雇员，会邀请开药量较大的医生参加俱乐部性质的会议，包括各种娱乐休闲活动。此外，辉瑞中国子公司还制定了积分项目，医生可根据开出的辉瑞药品数量获得积分，这些积分可用于兑换医学书籍、手机、茶具和眼镜等物品。”案发后，辉瑞在其声明中承认，早在2004年，他们的部分子公司就存在不当支付行为。

辉瑞公司在明知道其子公司存在行贿行为的情况下却不予制止，反而纵容其子公司利用不正当的手段，促进药物的销售。这一方面是辉瑞自身在知法犯法，另一方面却也暴露了整个医药行业的行业顽疾。在医药领域，带金销售是几乎所有企业都会采用的“规定动作”。药企和医生之间的不正当金钱交易，导致医生开出的药方不再取决于药品的药效和性价比，而是取决于哪家药企给的红包大。这种现象极大地损害了病患的利益。

美国医院

在中国，流行病学和病毒学研究是政府的专属责任。因此新冠疫苗也是由政府领导，在国家机构和实验室中研发的。人们对于疫苗的信任，源自于对政府的信任。而美国的新冠疫苗，则是由辉瑞这种私企所研制的。和国有机构不同，辉瑞这类大型跨国制药公司，他们的宗旨就是盈利。所以，对这一点心知肚明的美国人民，当然不会全心全意地相信辉瑞的产品。更何况，近几年间铺天盖地都是有关辉瑞公司药品的负面新闻。

胎儿

2015年至2016年，美国人对辉瑞公司发起了数百起诉讼，诉讼中表示，辉瑞公司的抗抑郁畅销药会导致新生儿畸形。而辉瑞明明在临床试验中提前知晓了这一点，但却因为担心公布该药的副作用，会造成销售额明显下降，于是选择了故意隐瞒并顺利将药物推向了市场。虽然对于这一指控，辉瑞表示一概否认，但美国人民显然并不相信他们的说法。2019年，辉瑞公司又被指控，在其生产的一种降压药中，含有2A类致癌风险物质。药物过度商业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一次又一次地在辉瑞这家制药巨头的身上上演。行业巨头频频被爆出的丑闻，也一次又一次地加深了美国人民对于本国制药业的不信任感。

而美国公众对于本国制药业的不信任，不仅只是针对制药公司，同时也针对了美国政府的医药监管部门。医药行业的腐败不仅只存在于市场之内，同时也在向政府的监管机构渗透。一条从药厂到医院，甚至政府监管部门的黑金链条越来越稳固。在美国的医药领域，官、商、医相互勾结，这一点在辉瑞制药身上也是展现得淋漓尽致。

2020年11月9日，辉瑞宣布其新冠疫苗研制成功，但最先向公众宣布这一消息的人，却并非是时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而是当时还未宣誓就任的拜登。这一点让很多人都感到非常意外，毕竟在研制疫苗这件举世瞩目的事情上，所有重大的一手消息都理应是由政府首先发布的。不过，随着一些关于拜登和辉瑞制药高管，过从甚密的丑闻被媒体相继爆出，拜登为何会先特朗普一步，得到关于疫苗研制的消息，也就变得很容易理解了。

拜登长子

拜登的长子在2015年因脑瘤去世，因为儿子的缘故，2017年拜登和夫人成立了“拜登癌症基金会”。该基金会声称其成立的目标在于：“开发和推动治疗方案，加快对癌症的预防、检测、诊断、研究和护理。”按理说此基金会，应该用资金去支持治疗癌症的研发项目，但是，据美国国税局的数据显示，在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拜登癌症基金会收到了480万9千6百19美元的捐款，而其中的63%的款项都被作为工资，支付给了辉瑞的前高管，以及奥巴马的亲信。同时，这个基金会用于癌症研发的经费却约等于零。他们在成立的这两年中，从未给任何癌症机构捐过任何一笔钱。因此，相关媒体认为，拜登成立的这一基金会并不是什么慈善机构，而是一个为奥巴马的亲信和辉瑞高管牟利的机构。

辉瑞既然和拜登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那么拜登能提前获知辉瑞疫苗的相关消息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拜登靠着辉瑞提前透露给他的消息，抢在特朗普之前，将疫苗研制成功的新闻公之于众，成功地化身为了希望的使者，这使得他的政治形象在深陷疫情中的国民面前变得更加正面。而这一切，都得益于辉瑞高管的帮助。从某种程度上说，拜登能在大选中胜出，和辉瑞制药的暗中帮助有着脱不开的干系。

辉瑞疫苗

正是因为辉瑞制药和美国政府有着暧昧不明的关系，辉瑞生产的新冠疫苗作为民营企业的产品，在其销售的过程当中却得到了各方、特别是主流媒体的鼎力相助。在世界疫情久久不见好转的情况下，疫苗产品因为市场广大，成为了一个具有巨大利润前景的产品。受利益的驱使，辉瑞制药希望能凭借，其在行业中的实力与地位一举拿下各国订单，赚个盆满钵满。而它也的确如愿以偿，辉瑞疫苗是目前世界上已经批准大规模接种范围最广泛的疫苗。但是，自辉瑞疫苗上市之后，多个国家就频频传出，在接种疫苗后出现严重反应甚至死亡的案例。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月1日称，该国有4人在接种辉瑞疫苗后的几天内死亡。《》1月9日称，佛罗里达州医生格雷戈里，去年12月18日接种辉瑞疫苗3天后，四肢出现严重斑点，最终在接种疫苗16天后死亡。

面对疫苗相关的死亡病例，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西方主流媒体却突然集体失声。对于挪威有23人在接种疫苗后死亡的消息，西方媒体更是沉默得令人生疑。在谷歌英文媒体搜索中，几乎搜不到相关报道。少数几家媒体即便提到了这件事，也是一边声称这些案例与疫苗关系不明，一边又强调死者是有各种基础性疾病的老人，以此来袒护辉瑞。但是，如果辉瑞的疫苗对这些人群风险这么高，那么美国为什么在疫苗上市之前不强调这一点呢？为什么挪威这样的西方国家还会专门指定优先给老人注射呢？这一说辞明显是漏洞百出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冠疫苗这件事上，美国过度商业化的医药行业，已经将其畸形体制造成的危害，扩散到了美国以外的地方。这次辉瑞疫苗接种导致的不幸，就是在提醒我们，医疗行业永远不能以利益为最高宗旨，良心，是制药过程中绝对不能缺少的重要配方。